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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不能因急症忽略重症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34:33 阅读: 来源:完井缓蚀剂厂家

经济不能因“急症”忽略“重症”

经济要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,就必须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,而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,则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。

日前,人民日报刊发《五问中国经济》,文章以与“权威人士”问答形式解答中国经济热点话题,“权威人士”在回答问题时表示,“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。”

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当下经济形势,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知名消费经济学者、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。赵萍提出,经济要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,就必须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,而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,则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。

时代周报:近日人民日报邀“权威人士”谈论经济形势的文章中,“权威人士”提到,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看,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,怎么理解总需求收缩?

赵萍: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比较大,因为不仅体现在投资、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,也体现在消费增速放缓,同时出口面临巨大挑战。三驾马车都面临或多或少的挑战。

时代周报:通常谈到稳增长,人们一般会考虑外需、内需,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,依靠外需的话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指望不上;内需又被分成投资和消费,但国内消费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,所以要稳增长似乎就只能依靠投资。你怎么看?

赵萍:稳增长不是说已经稳定的就不需要稳了,也不是说爱哭的孩子才需要吃奶,三驾马车哪个下降最多,我们就要稳哪个。事实上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,贡献最大的最需要稳,而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,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%,如果这部分不稳住的话,对整个经济增长是很大的危险。有一个误区,说是因为投资下滑最大,所以我们要针对下降最大的领域,出手稳住投资。但我认为这只看到了短期的现象,其实人们应该意识到稳住消费是一个大的前提,因为就像刚才说的,消费对GDP增量的贡献率是最高的,而且就GDP存量来说,消费率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了投资率,稳增长必须先把大头稳住。

用一个比喻,投资下降是急症,而如果消费下降那就是重症,急症表现得比较明显,但如果重症不被治好的话,也会有生命危险。

三驾马车应该兼顾。外需也不是绝对没有指望。从市场内生的需求来说,增长的动力不是很大,但是中国通过实施“一带一路”这样的大的战略,主动去刺激外需增长,通过投资去带动外需,这也就会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量。所以增长压力在目前比较大,但长远来说可以更乐观。

时代周报:政府如果想通过投资稳增长,似乎很简单,只要多上项目,但如果要依靠消费的话,该怎么办?

赵萍:我们在稳增长的同时要兼顾经济结构调整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不能放弃长期目标。对投资来说主要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的问题,而对消费来说,除了经济的因素,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、心理的因素,它的影响因素比较多,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收入。所以我认为经济要长期的稳定,在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让投资需求增长的同时,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改革,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,在宏观层面,要使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。

过去很多年,投资者获得的投资回报增长速度要高于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速度;从占比来说,投资者也获得了更大比例的利润的分配。所以我们应该从宏观的顶层设计上,改变这一现状,也就是十八大以来说的“两个同步、两个翻番”:劳动者报酬增长要与GDP增长同步,工资增长要与技术进步同步,到2020年,GDP翻两番,人均收入也要翻两番。我认为无论经济有多难,这个目标一定要坚持。

收入结构需要变化,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涨工资、个人所得税的调整,还应该包括所得税种类的调整,也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。

时代周报: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,房地产似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症结。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大量沉淀为房产和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,居民的财富也囤积在不动产,这样一来抑制了其他的消费,另一方面,经济依靠房地产或其他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发展而增长,在这个过程中,完成了悬殊的财富分配。

赵萍: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,从大的层面上来说是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格局的变化,其实在这之间也存在各行业的不均等的问题,比如说垄断行业和自由竞争行业,是不是也存在分配不合理的问题?

这就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,比如放开准入,不能使少数资源集中在垄断行业或企业的手中,使得资源使用效率不高,但垄断者、垄断行业获得的收入很高,所以其实不同的阶层、行业、职业的劳动者之间,收入也存在巨大差异。这就涉及投资的结构调整。

时代周报: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老话题,你认为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吗?

赵萍:虽然储蓄率依然在亚洲是最高的,但是中国人确实更加热爱消费了,有几个表现。如人口增长速度慢于我们的消费增长速度。我们消费增长得快,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快。而是收入增长了,变富有了,变富有的同时也更愿意消费了。很多年里消费增速是达到甚至高于GDP的增速的。储蓄率高的原因,主要还是养老的顾虑,以及高房价。

时代周报:你是研究消费经济的,你认为这些年各种互联网+业态的发展,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?

赵萍:这个我们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或测算。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些资料,互联网+对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便利消费,让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原有的消费意愿,将消费意愿转化为购买力,这种消费行为其实重新分割了互联网和实体店的消费份额,这种替代效应占60%;此外剩下的40%,是因为借助互联网,消费者能接触到的商品种类更丰富、随时随地可以购物,加上产品创新、服务创新等,消费者潜在的、新的消费需求被激发,我们把这个叫做“创造性消费”。

如果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算,去年互联网消费是2.7万亿元,占到社零总额的10.6%。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

时代周报:互联网也渗透进了服务行业、特别是金融行业。像之前说的,居民的财富更多以房地产的形式沉淀,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有很多便利且有吸引力的投资理财方式,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改变中国的金融、经济的生态呢?

赵萍: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一个是让人们投资更加方便,另一个是让投资门槛下降。比如P2P、众筹,让那些本来没有能力去投资、去购买房地产、艺术品的人也可以参与投资,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。

但是不管以往,还是未来,投资总是追向那些回报率高的领域,过去这么多年,资金都流向固定资产特别是房地产领域,很大一个原因是房价上升,投资住房对居民来说回报最高。去年开始股市又涨起来了,新开户数又开始大幅增长。

时代周报:人民日报采访的“权威人士”提到,中国经济的韧性大,从消费的角度,如何理解“韧性大”?赵萍:韧性大指的是有很大的伸缩空间,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现在的人口政策空间还很大,现在刚刚放开单独二孩政策,虽然放开后出生率没有预想中那么高,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数非常大,可以说现在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处在一个探索阶段,如果增长压力真的非常大,那么放开人口政策,新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会非常巨大;二是城镇化,过去几年我们农村消费的名义增速一直高于城镇,实际增速连续两年高过城镇,现在农村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进行城镇化。

此外,农民进城的过程中会发生两个变化,收入的变化和消费的变化。这两个变化会提高两到三倍,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,这也是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的发生概率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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